谁有继承资格

2010年，云南灵照寺方丈释永修遇害，僧众和其亲属整理遗物时发现，其个人留下400余万存款和20余万的债权单据。

1979年，释永修因信仰佛教而毅然与妻子离婚，到寺庙出家，但在出家之前他已经有了一个2岁多的女儿。释永修遇害后，他的女儿张译云认为，自己有继承父亲遗产的权利，但灵照寺认为这笔财产属于寺院。双方因为这起特殊的“遗产继承”官司闹上法庭。

在法庭上，原告张译云认为，她是方丈的亲生女儿，根据继承法规定，她和母亲是第一继承人，身份不容怀疑，户籍可以为证。被告灵照寺方面则认为，释永修一出家，即皈依佛门，生是佛家的人，死是佛家的鬼，与家属脱离关系，这是佛家教规。因而释永修的财产属于寺庙财产，只有灵照寺才有资格继承这份财产。而释永修出家之后与张译云已脱离父女关系，他们仅是方丈与施主的关系，所以张译云没有继承资格。

确实，按照寺佛教戒律，遗产应当归寺庙所有。2006年，中国佛教协会通过的《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也已明确规定：“遵照佛制，僧众住寺，常住供养；僧人年衰，常住扶养；僧人疾病，常住医治；僧人圆寂，常住荼毗；僧人遗产，归常住所有。”

但是，从法律角度来看，僧人的遗产继承问题在法律上并无例外，也同样要遵循《遗产继承法》，遗产继承的第一顺序就是配偶、子女和父母，而寺庙并无继承权。僧人，首先也是公民，因此要服从国家法律。僧人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关系并无特别法另做调整，就像出家也要受刑法约束一样，《婚姻法》《物权法》《继承法》等普通法对僧人正常适用，出家只是生活方式的变化，并不会改变法律地位。

连最高法院也无法表态

虽然法律规定很清晰，不过法院在实际判决中还是左右为难的，1986年的上海钱定安财产继承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钱定安在解放前是上海清凉寺和尚，解放初还俗，娶妻未生育，其妻于1973年死亡。1981年，钱定安重新到上海玉佛寺当和尚，1984年死亡。之后，其兄也死亡了，其兄的儿子钱伯春去玉佛寺要求继承钱定安的遗产，玉佛寺不允，闹上法庭。

依法理，钱定安和尚死后，其兄有继承权，不久其兄也死了，但继承权没有灭失，其兄之子要求继承叔叔的遗产，是谓“转继承”。

当时审理此案的上海法院很为难，法官中也有两种意见：一是应遵照国家宗教政策，和尚的生养死葬均由寺庙负责，与家庭已无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和尚的遗产应归寺庙所有。另一种意见：继承法对此没有特别规定，和尚的继承人依法应有继承权。

最后，上海市高级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最高法院的回复值得玩味：1.我国现行法律对和尚个人遗产的继承问题并无例外的规定，因而，对作为公民的和尚，在其死后，其有继承权的亲属继承其遗产的权利尚不能否定；2.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同意对和尚钱定安个人遗款的继承纠纷，由受理本案的法院在原、被告双方之间作调解处理。

最高法承认了家属有继承权，但也未要求法院按《继承法》的规定，分割亡僧的遗产，而是称要“调解处理”。那么双方调解不成，法院还判不判呢？按什么判呢？最高法院并无明确答复，这显示出僧人遗产确有其特殊性，但法律又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因此，法院希望通过立法解决问题。

财产属于个人还是公共？

最高法院这个耐人捉摸的态度士可以理解的，因为和尚财产本身的归属也不像普通人那样很清晰的。

就当今的现实来看，和尚是宗教人士，一般不从事生产、营利，而是靠信众供养。反过来说，信众捐的钱，是基于信仰捐给寺庙的，和尚不得从事经营性的生产劳动获取报酬，其所用和所持有的财产属于寺院共同财产的一部分，因此僧人不能通过宗教活动拥有自己的收入和财产。

从这点来看，和尚的遗产根本就不应算是他的私人财产，因此也就不存在继承权的问题。具体到释永修这个案件，在寺院方丈、会计、出纳和管委会主任4种职务一肩挑，无视国家宗教法及市区两级民宗局对财务管理的三令五申，多年来把寺院的社会捐款等经济来源以个人名义存在自己名下。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原告所诉的财产属于灵照寺所有，不能算作个人遗产。

当然，僧侣个人生活的用品，以及生前稿费、寺外宗教活动的劳务费用等等，特别是出家之前的财产，这些应是僧侣个人的私产，不宜纳入寺庙公产。这部分遗产，应按照继承法由亲属继承。

针对宗教财产这种特殊情况，国家还没有立法。按照国家现有法律或者宗教教规任何一方去判决，都不符合实际。只有综合考虑现有法律和宗教教规，作出切合实际的判决，才是我们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