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道中披露的事实来看，诸多关键事实还是一团迷雾。比如，刘文展认为个人信息遭到泄露，而于都县教育局对此矢口否认。于都县教育局调查核实认为，于都实验中学组织周末补课问题“基本属实”，但收取补课费“与事实不符”；对这一说法，刘文展“并不认同”……对一件事的说法和态度会存在各说各话的情况，但已经发生的事实应有被厘清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刘文展在认为个人信息被泄露后，也将当地于都县教育局列为了举报对象。因此说，于都县教育局作为利益涉及方，作为相关调查的主导方，或许已经不合适。基于此，无论是要还事实以真相，还是为了给有关方面以清白，都有必要将此事件进行提级调查，以免利益牵扯纠葛，影响调查结果。

另一方面，应该被持续追问的问题是，刘文展遭到劝退，到底是学校决定，还是班主任个人行为。于都教育局综治办负责人肖辉说，教育局信访工作人员接到举报后，到学校了解情况，“学校一听就知道是谁。”如若说法属实，是什么给了学校如此大的神通？是基于所谓该生存在“个性偏激”等情况的“有罪推定”，还是真的听到了什么风声？

目前，校方已向举报学生家长道歉，并邀请刘文展回校就读。不过相关调查不能因此而偃旗息鼓。这起事件的真相还原，因为主流媒体的介入，公众的关注，已经不仅是个体正义的维护问题，还该是依法保护举报人的相关法律规定条文的权威捍卫问题。

法律法规没有保护好举报人本就是一个公众关注的问题。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曾披露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对此，早有论者分析是法律执行不够有力的因素。如今，“学生连续投诉学校补课收费被劝退”事件已经浮出水面，无论背后是个人还是单位行为，有关部门问责的板子都不能无所作为。

文/林旻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