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月堂加盟电话(子志月)

刘原远 1087

本文聚焦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实业家,也是收藏家的菊池惺堂,引用他遗留下来的日记等第一手史料,探讨迄今为止从未被探究的从辛亥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流入日本的中国书画碑帖,以及以这些书画碑帖为核心的收藏如何在关西形成等问题。期盼通过探讨这些问题,对解开日本为何会成为中国流入的书画碑帖一大集散地要因有所帮助。

前言

本文是笔者日中近现代书画碑帖收藏史(以下简称“收藏史”)研究的一环。笔者的意图在于建构该时期的收藏史,因此把从明治维新到辛亥革命(清末)分为第 1 期,从辛亥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分为第 2 期,从二战结束到战后日本经济复兴期分为第 3 期,从战后日本经济复兴期到中国的“文革”期分为第 4 期,以“文革”结束到现在为止暂定为第 5 期。本文的重点是探讨收藏史上划时代性的第 2期,而这个时期之所以看作是划时代性的背景如下:因清朝灭亡,使得财政上落入窘迫境地的清皇室及其高官收藏的书画碑帖,无法全部被中国国内市场消化,而大规模地流失到日本和欧美;冈仓天心(1863—1913)在波士顿美术馆主持中国艺术品的收集;以及这一时期以日本关西为中心的中国书画碑帖一大收藏的形成 [1]。

有关第 2 期收藏史的研究,以富田升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流転:清朝秘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2)为开端,有陶德民编著《内藤湖南与清人书画: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所藏品集(内藤湖南と清人書画: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庫所蔵品集)》(关西大学出版部,2009)、《大正癸丑兰亭会的怀古与继承:以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所藏品为焦点(大正癸丑蘭亭会への懐古と継承: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庫所蔵品を中心に)》(关西大学出版部,2013)、关西中国书画收藏研究会编《中国书画探访:关西收藏家及名品(中国書画探訪:関西の収蔵家とその名品)》(二玄社,2011)、《国际研讨会报告书:关西中国书画收藏的过去与未来(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報告書:関西中国書画コレクションの過去と未来)》(2012)等,但这些先行研究多半只是概括性地提及,或确认个别收藏家的收藏动向,应该说对这一时期的收藏史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

菊池惺堂(1867—1935)也是活跃于这一时期的著名书画碑帖收藏家之一,他原名晋二(晋是略称),大正九年(1920)继承家业之后袭名长四郎,书斋名为味灯书屋、是空庵、蕴真堂,店铺名称为佐野屋,但以号惺堂广为人知,是集实业家、政治家、文人画家、藏书家于一身的人物 [2]。如内藤湖南(名虎次郎,1866—1934)在以下《董盦藏书画谱》(博文堂,1928)序言所示,应把惺堂看作与山本二峰(名悌二郎,1870—1937)并列的东京著名收藏家:

东京有山本二峰、菊池惺堂君 [ 菊池氏之藏,多毁于癸亥之灾,可惜 ]。京摄间,有上野有竹、小川简斋二君,已故。而继之者,有斋藤董盦、阿部笙洲、藤井霭霭诸君。是以近时唐宋剧迹之富,殆轶于本国焉。

此外,在上述注解中记载的大正十二年(1923)发生的“癸亥之灾”(关东大地震)中,惺堂的众多收藏品都归于灰烬,可能是这个原因,尽管惺堂是以收藏苏轼《黄州寒食诗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李氏《潇湘卧游图》(国宝,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参见编注 2)、渡边华山《于公高门图》(重要文物,现藏株式会社 AMG,参见编注 2)及《定武本兰亭序》(现藏木鸡室)等精品而闻名遐迩的收藏家,但迄今为止,他几乎没有被关注过。

笔者自平成二十五年(2013)起得到惺堂家属的协助,在考察其收藏活动过程中,发现他是一位与其他收藏家截然不同的极为重要的收藏家。这是因为他既隶属于与第 2 期收藏史密切相关的两大“收藏集团”(后述),同时还留下了其他收藏家没有的日记 [3](图 1)等第一手资料。故本文以惺堂为出发点,探讨迄今为止从未被探究的第 2 期流入日本的中国书画碑帖,以及以这些书画碑帖为核心的收藏如何形成等问题。期盼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对解开日本为何会成为中国流入的书画碑帖一大集散地要因有所帮助。本文论述顺序如下:在第 1 章中,笔者先定义和第 2 期收藏史密切相关的两大“收藏集团”,在该章中以“《书苑》(日语《書苑》)为中心的收藏集团”为对象;在第 2 章中,以“犬养木堂为中心的收藏集团”为对象,并通过惺堂的收藏活动,阐明这两大收藏集团何时形成、何时解体及具有何种特征;接下来在第 3 章中,以惺堂的收藏活动为坐标轴,追寻他如何由“《书苑》为中心的收藏集团”向“犬养木堂为中心的收藏集团”靠拢的变迁脉络,并论述关西中国书画碑帖收藏如何形成等。

子月堂加盟电话(子志月)

图 1ˉ 日本最早的书法专业杂志《书苑》(及后续杂志《书画苑》),《书苑》创刊于明治四十四年(1911)11 月 3 日

一、“《书苑》为中心的收藏集团”

曾布川宽氏在《欢迎探访关西中国书画收藏》(前揭《中国书画探访》,第 4—8 页)中,认为关西中国书画碑帖收藏之所以形成,乃是基于学者、收藏家、业者三者的理想合作,就是说曾氏认为具备一定规模精品收藏的形成,需有一个由“鉴赏家”“收藏家”“业者”三者组成的“收藏集团”,而且这个集团内部成员必须紧密合作。为解开书画碑帖由中国大规模流入的第 2 期收藏史上的中国书画碑帖收藏形成过程,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个别收藏家进行考察,但比这更重要的是首先要了解这些“收藏集团”。

先来看看“鉴赏家”“收藏家”“业者”具体是些什么人物。首先,所谓的“鉴赏家”是指那些对中国书画碑帖拥有广泛且专业的知识,并从事作品真伪鉴定和鉴赏的人物,有时他们也兼具鉴藏家身份。据前出富田氏论著,古董商山中定次郎(1866—1936)在民国初年因一次性地购进恭亲王旧藏而名声大噪,但他却把书画类排除在外。究其主要原因:一是书画碑帖在当时文物交易中属于高价商品;二是特别在日本,关于中国绘画,很难对与“古渡”(江户时代以前传入日本的文物—原作者补注)性质截然不同的“新渡”(明治时代以后传入日本的文物—原作者补注)给予评价 [4]。故是那些通晓中国事务的汉学家,或是在中国长期生活过,对书画碑帖极具鉴赏眼光的人物承担起了鉴赏家职责。其次的“收藏家”需要对中国书画碑帖抱有兴趣且学术造诣很深,但他们首先必须是具经济实力的资本家或实业家。尤其是在中国书画碑帖大规模流入日本的大正年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日本经济景气,出现了一个以实业家为中心的收集热。最后的“业者”里也包含中介商。一般认为“业者”的作用是在鉴赏家和收藏家之间穿梭搭桥,并承揽鉴定、贩卖、展览及出版等诸多业务,起着收藏集团“事务局”的作用。

先来考察一下以“《书苑》为中心的收藏集团”。《书苑》(后续杂志《书画苑》〔日语《書畫苑》〕,图 2)是以会员组织“法书会”为基础,于明治四十四年(1911)创刊的日本最早书法专业杂志。这个收藏集团以精通中国书画碑帖的《书苑》编辑黑木钦堂(1866—1923)和滑川澹如(1868—1936)为中心而形成 [5],以《书苑》为核心杂志,其活动时期也是从《书苑》的发刊到停刊为止,即从明治四十四年到大正九年为止。先来了解一下惺堂与这个收藏集团的关系。如《东京名流书画古董爱好者种类调查:其一(東京名流書画骨董愛好家の種類調べ:其一)》 [6]所示,惺堂与澹如关系很密切,曾经通过澹如的中介,购入了元代倪瓒和黄公望的大幅作品。

……顺便提一下氏〔菊池经政,前代长四郎〕的养子晋二〔惺堂〕氏,最近经由书法家且精通中国文物的当代首位鉴定权威滑川澹如氏的中介,购入了元四大家倪云林和黄一峰的大幅作品,毋庸赘言这些皆是稀世名品。

此外,在滑川澹如《王叔明雅宜山斋图》的解说中 [7],有如下一段:

……此图原藏吴中,为著名挂轴,被罗叔言〔振玉〕物色到,他正欲购买之际,我偶然观赏到此画迹,遂迫不及待地让对方割爱,使之成为自家收藏,双方进行了交易。我刚看到此画时,也是垂涎不已,无奈其价格非区区一寒儒所能承受,乃转让给了菊池氏,遂纳入其〔蕴〕真堂宝库中。

子月堂加盟电话(子志月)

从以上澹如把王蒙《雅宜山斋图》推荐给惺堂,并被其纳入收藏这点来看,可见澹如当时是身兼鉴赏家和中介人两职。此外,澹如在大正八年(1919)至九年发生了“滑达事件”(也称“6 万元事件”)。“滑达”由来于其原名滑川达。整理一下当时以《读卖新闻》为中心的报道内容 [8],可知在义和团事件之际,从清内府流失的李氏《潇湘卧游图》东渡日本,先被竹田贞吉秘藏,后他通过山泽卯三郎引介,把画委托给书画商川崎音吉(店铺名称为大和屋),让川崎寻找买家。据说大正八年 12 月中旬,川崎请澹如鉴定的同时,出 1 万日元价格,委托澹如寻找买家。澹如以 5 千日元的价格,从川崎那里买下画,却在第二年 3 月,以 6 万 2 千日元的价格,将这幅画卖给了老朋友惺堂。这件事被久松警察署发觉,而此时澹如已给川崎支付了 5 千日元。在这之后,竹田以贪污罪向检察院提起诉讼,起诉川崎,此事才发展成大事件。同年 11月 11 日,澹如支付了竹田 1 万 1 千日元,和以前支付的 1 万日元加起来,总计达 2万 2 千日元,此事才和平了结。据说也处于事件旋涡中的惺堂就购入《潇湘卧游图》的金额时说:“不算贵,但也绝不算太便宜。”大正十五年(1926)的当时,《潇湘卧游图》与苏轼《黄州寒食诗帖》(惺堂藏)合起来的价格达 30 万日元,所以惺堂才说出以上的话 [9]。对此,据说作为事件当事人一方的澹如破颜哄笑道:

针对来自一部分汉诗人的中伤及一些不足挂齿的小报杂志诬言,本人并不介意,也无必要去辩驳,但说菊池君是我的恩人,而我却恩将仇报,这简直毫无道理 ! 我只是把根据自己鉴识眼光而鉴定的名品卖给了知己,从中赚取了 4 万日元,对于这点,丝毫不感到有什么歉意。

子月堂加盟电话(子志月)

图 2ˉ《菊池惺堂日记》全 4 册,日记自昭和二年(1927)11 月 1 日至昭和七年(1932)10 月 26 日,菊池隆村氏所藏

但不管怎样,惺堂和澹如的关系因这件事而疏远。《菊池惺堂日记》昭和四年(1929) 11 月 28 日的日记里,有如下一条:

二十八日,晴,上午去山田医院,和他一起赴红叶馆。此行受笹川喜三郎之邀,观赏陆探徵〔微〕及其他中国古画。犬养木堂、杉溪六桥、榊原铁砚、滑川澹如、博文堂老人〔庄左卫门〕等亦同席。因多年前的那件事,与滑川早已断绝了来往,故此次山田、榊原、笹川诸位出于担心,要滑川向我谢罪,但我本来就不介意此事,就接受了滑川的谢罪,出席了今日的聚会。

日记中提及的“多年前的那件事”指的就是“滑达事件”,从以上记述中,可知到昭和四年为止,惺堂已和澹如断绝了往来。但后果并不只限于此,据乐天先生《艺苑笑府(芸苑笑府)》(《书道及画道》第 6 卷第 1 期)记载,澹如被作为名誉会员参与活动的汉诗团体“随鸥吟社”、以大村西崖为核心的文人画团体“又玄画社”,及以惺堂为首组成的书画团体“游戏三昧会”除名,剥夺了社会地位。

另一方面,就钦堂与惺堂的关系,如黑木安雄〔钦堂〕在《关于本刊刊载的影印(本誌掲載の印影に就きて)》(《解说》,《书苑》创刊号所载,未刊载页数)中所记,惺堂应钦堂的要求向该杂志提供过印谱:

……文友菊池惺堂家藏印谱颇富,并以收集古刻印章为乐趣。正值《书苑》发刊之际,赴他家,求其出示印谱。

那以后,惺堂还向《书苑》提供自己的收藏品,由钦堂撰写过解说文,但在钦堂身上,看不到像澹如那样的中介活动。即便如此,如以下乐天先生的《艺苑笑府》 [10]所记,“滑达事件”之后,钦堂自己也发生了“黑钦事件”(大正九年):

接着“滑达事件”,又爆发了“黑钦事件”,这也是“玄画社”中所谓第一流文人中的一位,黑木钦堂(安雄)。据闻他作为假书画欺诈事件的连带嫌疑人,被检察院传讯,狠狠地被训导了一番。但检察官给予了宽大处理,说如果从现在起 10年之内,他不仅于乃木(希典)将军的书幅,在其他所有书画上,自制不再写箱书(指的是作者或鉴赏者在装书画和陶瓷器的箱子上题名或盖印章,以证明价值—译者注)的话,将撤销对他的起诉,于是在 10月 29 日,他做出让步。本来写箱书可以说是博识并精于鉴赏学者的一大特权,但如果钦堂没有勇气当着公正无私法官的面,与检察官辩白自己精于鉴赏,而是厚着脸皮发誓以后谨慎处事,做让步之举的话,那证明了他肯定写过令人起疑的箱书。(以下略)

子月堂加盟电话(子志月)

透过这则新闻,可看出钦堂从撰写乃木希典等的箱书(鉴定)中获利。此外,这则报道虽没提及,钦堂在收藏家林朗庵(名熊光,1897—1971)于大正八年通过文求堂中介,以 1 万 5 千日元价格购进的黄庭坚《王史二氏墓志铭稿卷》(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上,题有跋文 [11],从而知道他也从事过中国书画碑帖的鉴定活动。

通过以上探讨,总结一下以“《书苑》为中心的收藏集团”的形成、解体及其特征。首先可以断定这个收藏集团于《书苑》创刊的明治四十四年形成,一直存续到其后续杂志《书画苑》停刊的大正九年左右为止。该集团解体的背景是“滑达事件”(大正八年至九年)和“黑钦事件”(大正九年),从其与《书画苑》的停刊在时间点上一致来看也很明显。这以后的钦堂于大正十二年(1923)8 月 31 日,在富山县高冈讲演时突然倒下,骤然去世。澹如则由于遭遇关东大地震,生活变得穷困潦倒,靠村井吉兵卫(1864—1926)和田中光显(1843—1943)的救济,以一介书法家展开活动,与收藏活动拉开了距离 [12]。其次,由澹如的例子亦可证明,从鉴定书画碑帖到决定价格,乃至成交,这个集团都是由个人来操作。也就是说,其特征是中间不存在业者(中介商—译者注),是鉴赏家和业者(中介个人)合为一体。至于另一方的钦堂,虽然只了解到他是作为鉴赏家开展活动,但只要这中间不存在业者(中介商),那他因写箱书而生发的决定“鉴定费”金额多寡及接受等,都是他自己来运作,因而可推测他的情形应与澹如相同。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中间环节没有业者(中介商—译者注),结果发生了“滑达事件”和“黑钦事件”,才导致了以“《书苑》为中心的收藏集团”的解体。

二、“犬养木堂为中心的收藏集团”

关于“犬养木堂为中心的收藏集团”情况,以上述曾布川宽氏论考中提及的人物为线索,整理如下:该集团有鉴赏家罗振玉(1866—1940)、长尾雨山(名甲,1864—1942)、内藤湖南,收藏家有惺堂、二峰、阿部房次郎(号笙洲,1868—1937)、小川为次郎(号简斋,1852—1926)、上野理一(号有竹斋,1848—1919)、二代黑川幸七(1871—1938)、 四代藤 井善助(1873—1943),业者(中介商—译者注)有博文堂(老板为原田庄左卫门〔号大观〕,1855—1938),而统领整个集团的首脑则是犬养木堂(1855—1932) [13]。竹浪远在《犬养木堂》(前揭《中国书画探访》,第 12 页)中指出:

从政治资金和援助别人的需要出发,木堂自己并没有很多收藏,但他把源源不断流入日本的中国书画介绍和推销给有亲密交流关系的政界和财界同好之士,以力保这些文物的安全与完整。

如竹浪氏所言,木堂有时也直接参与介绍和推销,但大多数场合,似乎是通过博文堂展开中介活动。《木堂翰墨谈(木堂翰墨談)》(博文堂合资会社,1916)出版以后,木堂作为鉴赏家的声望日益高涨,来日的中国人收藏家先请木堂鉴定已成为惯例,这样一来木堂自然就能最早获得流入日本的中国书画碑帖信息。大多数情况下,他通过博文堂把这些书画碑帖中介给该集团的收藏家,或委托给鉴赏家鉴定,故应该说木堂实质上在统领这个集团。该集团的形成和解体与博文堂中国书画碑帖的影印出版几乎发生在同一个时间点,也正如菅野智明所指出,是因为博文堂的影印出版活动带有传承中国书画碑帖的目的,收藏与影印出版物的刊行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因果关系 [14](参见编注 3)。因此,可以把博文堂首次影印并刊行从中国携来《北宋拓圣教序》(上野理一藏,图3)的明治四十四年 4 月左右,看做是该集团形成的上限时间,这一点与鹤田武良在《原田悟朗氏闻书:大正、昭和初期中国画收藏的形成(原田悟朗氏聞書:大正—昭和初期における中国画コレクションの成立)》 [15]里记述的博文堂老板原田悟朗(庄左卫门五子,1893—1980)的证言一致,可谓一语中的:

听到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从中国来的大捆货物也没有事先打招呼,就源源不断地送到位于韧的博文堂店里……清朝因革命被打倒,就像日本明治维新时那样,清朝高官的俸禄没了,生活变得困苦不堪,因此就打算把所藏的美术品卖掉,与东京的一家古董店协商,但那家似乎不友好,于是就找到了名闻遐迩的中国通,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先生,委托他介绍合适人选,同时也委托了外务省寻找合适人选。外务省就此事与犬养木堂先生商量,湖南和木堂两人都推荐了家父〔原田庄左卫门〕,中国方面(可能指家道没落清朝贵族收藏家后裔—译者注)才放心把货物不断地送到这里来。

子月堂加盟电话(子志月)

图 3ˉ 博文堂首次影印中国携来《北宋拓圣教序》,明治四十四年 4 月,译者拍摄

另外是关于该集团何时解体的问题。集团的核心人物木堂于昭和七年(1932),内藤湖南于昭和九年(1934)相继去世,博文堂于昭和七年 8 月出版了最后的影印刊物《唐阎立本画古帝王图卷》(现藏波士顿美术馆,图 4),其后博文堂又于昭和十四年(1939)1 月出版了阿部的藏品目录《爽籁馆欣赏》解说,之后就再也没有刊行过任何与收藏相关的书籍,因此可以说该收藏集团至少是在昭和十四年前后解体。

子月堂加盟电话(子志月)

图 4ˉ 博文堂影印本《唐阎立本画古帝王图卷》(卷子,昭和七年 8 月)

该集团的关键是作为中介者博文堂的有关活动。关于博文堂与惺堂的交流、博文堂在该收藏集团中所起的作用,以下通过“中介”“鉴定”“举办展览会”三点来分析,下文中出现的“博文堂”是指代博文堂老板原田庄左卫门和悟朗父子及职员小岛甫。

子月堂加盟电话(子志月)

(一)中介

查阅一下《菊池惺堂日记》,可知惺堂无论是居家,还是出差在外,原田庄左卫门(后是悟朗)及职员小岛甫都频繁地造访他 [16]。特别是如《菊池惺堂日记》昭和六年(1931)2 月 15 日的日记所记,小岛赴惺堂的避寒地汤河原(同年 2 月 6日至 19 日居住于此地),向惺堂介绍并推销博文堂的收藏,可见惺堂与博文堂是经常保持联系:

小岛甫来访,带来怀素的《苦笋帖》,是珍品。此外,还有房山〔高克恭,号房山〕的山水卷及蓝田叔〔蓝瑛,字田叔〕和八大山人〔朱耷〕山水卷,皆是名品。

此外,博文堂老板也经常在自家别墅“松茂山庄” [17](现兵库县川西市花屋敷一带)招待惺堂等,向他展示和介绍手边现有的书画古董。《书画帖》(个人藏,图 5—图 7)是记录造访过“松茂山庄”客人留下来的短歌、汉诗或绘画的画帖,来客的名字记录在高 17.5 厘米、横 12 厘米,总计二十开中的十三开纸面上。根据《书画帖》的纪年,可知至少从大正八年(1919)6 月到昭和三年(1928)5 月为止,该别墅被用来招待来客。记录在《书画帖》上的人物及其造访时间有:1. 犬养木堂(大正八年 6 月 21 日);2. 榊原铁砚(大正八年 6月);3.阪正臣(〔1855—1931—译者注〕,大正九年 2 月 24 日);4. 阪正臣(大正九年初春);5. 津田白印(1862—1946,虽无纪年,但从慧云题记中,与前田同日);6.前田慧云(1855—1930,大正十年〔1921〕9 月 19 日);7. 田边碧堂(1865—1931,大正十一年〔1922〕10 月 26 日);8. 惺堂(大正十一年 11月);9.大桥廉堂(1897—1951,大正十二年 2 月);10. 吴天民(生卒年不详,大正十二年夏);11. 吴天民(无纪年);12. 二峰(昭和三年 5 月);13. 尾上柴舟(名八郎,1876—1957,无纪年)。由博文堂主持的展览会及中介的场景被描绘在惺堂的南画上,画赞:“壬戌建子月,游于松茂园别馆。玩古图。惺堂居士。”正如其所示,《书画帖》是一幅以观赏书画古董为题材的文人画,画了如下场景:在墙上挂有匾额和画轴,并放置着立像和盆栽,以及设有巨大窗户的“松茂园”(指“松茂山庄”)别墅的一室中,坐在椅子上的三人围在堆放着书籍的大桌子旁,其中一位身穿和服的人指着墙上的匾额和画轴,向大家解说(图 6)。

子月堂加盟电话(子志月)

图 5ˉ《书画帖》(第 2 开),犬养木堂书,个人藏。

子月堂加盟电话(子志月)

图 6ˉ《书画帖》(第 9 开),描写松茂山庄室内场景的画,个人藏。

子月堂加盟电话(子志月)

图 7ˉ《书画帖》(第 10 开),大桥廉堂描写松茂山庄外景的画,个人藏。

这样看来,显然博文堂和惺堂平时联系就非常密切,无论在惺堂家,还是在他出差之地,博文堂都会向他介绍推销店里的收藏,有时还把他邀请到“松茂山庄”,向其展示并介绍书画古董。

子月堂加盟电话(子志月)

(二)鉴定

惺堂曾把自身所藏的《十七帖》(王羲之书信的法帖刻本)委托内藤湖南鉴定,这时博文堂也起了中介作用。关于《十七帖》,如《菊池惺堂日记》昭和六年 3 月 16 日至17 日的日记所记,昭和六年 3 月 16 日,惺堂过眼了“光畑”带来的《十七帖》,第二天就去银行取钱购进:

〔一六日〕……光畑携来了《十七帖》。

〔一七日〕……上午从本乡的银行转到黑门町的银行。下午光畑来。

光畑叫光畑六郎,是一位在东京市京桥区宝町一番地 8 号开设古董店的古董商 [18],与滑川澹如也有很深交往。昭和十三年(1938),他成立了一个“澹如先生遗墨展览会纪念出版刊行会”,并出版了《禾渔草堂李苏诗帖》。惺堂大概是经由澹如认识光畑。另外,《菊池惺堂日记》昭和四年 8 月 4 日的日记中,有如下一条:

……光畑来,携来了陈白沙的书幅。

可见这个光畑时不时地向惺堂介绍推销他店里的收藏。再查阅《菊池惺堂日记》昭和六年 5 月 26 日至 28 日的日记,有如下记载:

〔二六日〕……博文堂来电报,说将于 28 日拜访湖南先生。

〔二七日〕……过十一时抵达京都,即赴三本木,博文堂老人来,协商明天拜访之事。

〔二八日〕……上午十一时乘赴奈良方向的电车,与博文堂和慧一郎一起出发,赴湖南先生山庄〔恭仁山庄〕,就《十七帖》,听取他的种种不同见解。

鉴定后,在惺堂寄给内藤湖南的感谢信(昭和六年 6 月 3 日,关西大学图书馆藏) [19]中,记载有如下内容:

拜启:前几日打搅了您的闲静,并承蒙您多方厚意,拜谢不尽!就您浏览过的《十七帖》,披露了您的不同看法,所言极是。此帖尚需继续充分加以研究,敬请不吝指教。

通过这些资料,确认内藤湖南对惺堂藏《十七帖》进行鉴定的过程如下:先由博文堂出面和内藤湖南协商,设定 5 月 28 日为鉴定日。27 日,惺堂到位于京都三本木的长子慧一郎(1895—1945)处寓居,与博文堂协商。28 日鉴定日当天,惺堂与博文堂和慧一郎一起,带着《十七帖》请内藤湖南鉴定。6 月 3 日,惺堂给内藤湖南寄出了上述感谢信,可知从内藤湖南接受委托鉴定惺堂藏《十七帖》,到实际鉴定之间的交涉活动,不是在作为“收藏家”的惺堂与作为“鉴赏家”的内藤湖南之间直接进行,而是通过博文堂来联系和协调。

除此之外,博文堂也承担发行惺堂藏品的出版物,包括《寒食帖》(大正十三年〔1924〕5 月 13 日发行,博文堂合资会社,卷子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李公麟潇湘卧游图卷》(大正十二年 3月 30日发行,博文堂合资会社,卷子本,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20]。两件都有内藤湖南的题跋:“甲子〔大正十三年〕四月。”就是说这些题跋和《十七帖》的鉴定一样,通过博文堂委托内藤湖南题写的可能性很大。

(三) 举办展览会

虽与收藏没有直接关系,但博文堂与“犬养木堂为中心的收藏集团”有关人物的展览会颇有关联,其介入了“铁砚先生书画展观会”(昭和五年〔1930〕)、“羊石遗墨展观会”、“大桥廉堂先生入蜀画会”(均在昭和六年,实际上“羊石遗墨展观会”是昭和七年—译者注)等举办事宜。“铁砚先生书画展观会”就是昭和五年 11 月下旬,于晚翠轩举办的榊原铁砚(名浩逸,1855—1937)展览会。铁砚与木堂是在庆应义塾读书时的好友,以收藏书画和刀剑知名于世。如《菊池惺堂日记》昭和五年12 月 10 日至 11 日的日记所记,10 日那天,接到博文堂通知的惺堂,第二天就去参加了中华第一楼聚餐:

〔一〇日〕……上午原田来通知,说明日铁砚老做东,将于中华第一楼聚餐。

〔一一日〕……赴中华第一楼,铁研〔砚〕老做东,与犬养木堂、山本二峰、内藤湖南、滑川达、博文堂、林文昭等做一夕清谈,盛兴盎然。

参与聚餐的成员犬养木堂、山本二峰、内藤湖南、滑川达,与榊原浩逸编《铁砚道人书画册》(博文堂,1930)上留下题跋的人物一致 [21],他们应该是举办此次展览会的主要成员,因此可看作是博文堂承担了该展览会图录的发行与安排聚餐会的职责。“羊石遗墨展观会”就是昭和七年 5 月举办的以文人画家、雕刻家而知名的内海羊石(1847—1930)遗墨展,几乎在同时期,由鹫尾义直编辑的《内海羊石翁小传》也由博文堂出版(1932)。如以下《菊池惺堂日记》昭和六年 11 月 18 日的日记所记,实质上担任木堂秘书的鹫尾义直(名温轩,1847—1930)代表木堂,与博文堂老板一起拜访惺堂,与他协商。

……下午博文堂老人与鹫尾义直一起来访,就羊石老人之事和我协商。

至于协商了什么内容,以上日记中没有明确记载,但考虑到展览会是在交询社的文墨洞画廊举办,可以认为这个展览会场的安排是木堂通过鹫尾和博文堂,与惺堂协商的结果。交询社是明治十三年(1880),由福泽谕吉首倡而创建的日本最早的社交俱乐部,庆应义塾出身的木堂从创建当初,就加入了该社的杂志编辑工作,与该社关系很深 [22],因而他想在该社刚刚开设的文墨洞画廊举办遗墨展,而文墨洞老板中村长安又曾给惺堂做过秘书的工作,故木堂通过鹫尾和博文堂,让他们与惺堂协商。顺便提一下,据《菊池惺堂日记》记载,文墨洞是中村经营的书法用品店,从昭和七年 2 月 22 日开始,店铺迁到交询社所在的二楼之后,也开设了画廊。除此之外,中村还兼任惺堂他们主持的“游戏三昧会”事务局之职,可见他与惺堂的关系非常深厚,由此可知博文堂和鹫尾穿梭于惺堂和木堂之间,在安排展览会场的同时,也刊行了《内海羊石翁小传》。

“大桥廉堂先生入蜀画会”据《大桥廉堂先生入蜀画会趣意》(收入《大桥廉堂先生入蜀画会》,出版年不详)记载,于昭和六年 5 月 9 日至 10 日连着两天,在东京美术俱乐部举办,是为了纪念廉堂入蜀写生旅行而举办的文人画展 [23]。廉堂是惺堂的次子,原名介二郎(略称介或玠),书斋名无尽藏斋,是文人画家,也是世界语学者。昭和三年 4 月 18 日过继给惺堂本家的大桥家做养子,故改姓大桥。前出《大桥廉堂先生入蜀画会》的末页,记录了 114 位“赞成者芳名及发起人”名字,从中可以确认到以下 19 位与收藏中国和朝鲜美术有关人员的名字。

○犬养木堂、河井仙郎、○山本二峰、○长尾雨山、○藤井善助、杉溪六桥、山冈千太郎、○内藤湖南、山本竟山、○阿部房二〔次〕郎、田边碧堂、柚木玉邨、高岛菊次郎、藤原银次郎、○原田庄左卫门、荻原安之助、井上恆一、守尾保太郎、桥本辰二郎

以上带有○的人物就是以“犬养木堂为中心的收藏集团”成员,应该说这个画会是得到了该集团全面协助,才得以举办。这点从为配合画会而刊行的《廉堂入蜀画谱》(博文堂,1931)中,亦可略见一斑,因为画谱上有铁砚的外题,有犬养木堂、内藤湖南、长尾雨山的题词,还有惺堂的跋文,作为出版部门的博文堂也名列其上。关于内藤湖南执笔写题词的经过,从以下惺堂寄给内藤湖南的书信(昭和五年 3 月 19 日,关西大学图书馆藏) [24],可知委托内藤湖南题词亦是由博文堂来协调。

……关于画谱之事,您在百忙之中答应给予考虑,虽然不胜惶恐,拜托您多多提携后进。至于详细与拜托之事,会由博文堂老人来进行。即便如此,在这之前,由小生来亲自拜托您,想知道您的尊意如何,如此。

以上判明这个画会在得到“犬养木堂为中心的收藏集团”全面协助的基础上,得以举办,并由博文堂牵头,编纂了《廉堂入蜀画谱》,画谱上的题词也是通过博文堂委托内藤湖南来撰写。

因此,上述这些展览会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博文堂起着发行图录,并一手安排展览会等事务局的作用。除此之外,在“铁砚先生书画展观会”上,博文堂还负责通知铁砚、惺堂等人的聚餐;在“羊石遗墨展观会”上,木堂希望在文墨洞画廊举办遗墨展的意向,也是通过博文堂转达给惺堂;而《廉堂入蜀画谱》上刊载的内藤湖南题词,也是通过博文堂委托内藤湖南撰写,这些都显示了在该收藏集团中,基本上当事者们之间不互相直接委托或协商,而是通过博文堂来进行。

通过以上探讨,整理一下“犬养木堂为中心的收藏集团”的形成与解体过程及其特征,具体如下:一般认为这个集团形成的上限时期应为明治四十四年 4月左右,至少在昭和十四年前后解体。关于作为该集团关键的中介商博文堂与惺堂之间的交涉,本文从“中介”“鉴定”“举办展览会”三点进行了分析,结论是通过有关博文堂的中国书画碑帖中介活动,判明从老板到职员平常就与惺堂保持紧密联系,无论惺堂居家还是出差在外,博文堂都会把其收藏品介绍推销给他,有时还在别墅“松茂山庄”招待惺堂。至于鉴定,亦从惺堂和内藤湖南的例子中,判明从委托鉴定到实际鉴定,“收藏家”和“鉴定家”之间不直接交涉,而是通过博文堂把两者联系到一起,这点在举办展览会上也是一样。亦即从展览会的聚餐通知这些琐事开始,到委托谁写题跋、选定画廊等,基本上都不是当事者们之间直接联系或协调,而是作为事务局的博文堂一手承揽了这些事务。究其理由,是该集团为了事先避开收藏风险,使得收藏活动得以顺利进行,而设置了博文堂这个事务局,以便承担收藏家和鉴定家之间的联系与中介等所有事务性工作。

三、两大收藏集团的变迁

先来看看以“《书苑》为中心的收藏集团”与惺堂的关系。如上所述,惺堂从《书苑》创刊号开始,一直给该杂志提供收藏品的图版,可知从该集团形成当初,就与他们关系深厚,但由于“滑达事件”,使得惺堂与澹如关系疏远,再加上后来发生的“黑钦事件”,使得这个集团走向解体,结果是惺堂为了继续顺利开展收藏活动,便向“犬养木堂为中心的收藏集团”靠拢。

那么,惺堂与“犬养木堂为中心的收藏集团”的交友关系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首先可以想到的是,木堂作为协赞会员、惺堂作为发起人而名列其中的大正二年(1913)举办的“兰亭修禊纪念会” [25],但在这个会上,他们有过多大程度的交往不得而知。实际上,惺堂与该集团交友关系加深大概是在大正中叶以后,如以下原田庄左卫门给犬养木堂的书信(大正七年〔1918〕12 月 23 日) [26]所示,大正七年时候,惺堂参加木堂和雨山等人举办的雅集,可见他已与该集团建立了很深的交往关系。

昨夜,澹如 [ 注滑川氏 ] 做东,招待雨山(于玉屋),铁砚、钦堂 [ 注黑田〔木〕氏 ]、惺堂 [注菊池氏 ]、碧堂 [注田边氏 ]、二峰 [注山本氏 ] 出席。星石 [ 注宗伯爵 ] 因做法事祭奠祖先而缺席。依惯例,大家合作作画,有钦堂和雨山的指头画,甚是有趣。

此外,《美术写真画报》第 1卷第 8期(博文馆,大正九年 9 月 1 日)的中国画特辑号上,除了雨山之外,还刊载了内藤湖南撰写的《清朝盛世的代表画家(清朝季世の代表画家)》一文,文中提及顾若波。据惺堂《顾若波的山水画(顧若波の山水画)》(同号所载),当时日本所有顾若波的画都在惺堂手中。内藤湖南撰写这篇论文时,浏览过这些画的可能性很大,因此至少可以确认大正九年的时候,惺堂与内藤湖南已经有很深的交往。如此看来,可以断定惺堂与“犬养木堂为中心的收藏集团”的关系在“《书苑》为中心的收藏集团”解体之前就已确立,而且他是逐渐向前者靠拢。惺堂经由博文堂,于大正十年(1921)出版了《画中九友集册》,大正十三年出版了《寒食帖》和《李公麟潇湘卧游图》,并以此为契机,正式展开了其作为该收藏集团一员的收藏活动,从公私两面,加深了与该集团的亲睦关系。就是说,如笔者旧文所指出 [27],惺堂与“犬养木堂为中心的收藏集团”的关系是从大正十三年到昭和五年为止,即惺堂就任由收藏家藤井善助等人在京都冈崎设立的日本共立生命保险株式会社总经理,长子慧一郎担任京都大学和龙谷大学讲师(据《菊池惺堂日记》记载,其于昭和六年 4 月 23 日之前辞职),次子大桥廉堂在昭和七年年底移居京都,开启了其作为文人画家的活动。

接下来,探讨一下在第 2 期中国书画碑帖流入日本过程中,惺堂的收藏如何形成。通过对惺堂的收藏活动及其交友关系的考察,了解到他从大正中叶开始,由“《书苑》为中心的收藏集团”逐渐向“犬养木堂为中心的收藏集团”倾斜。与此同时,博文堂也在东京开设了分店 [28],吸收像惺堂那样的“《书苑》为中心的收藏集团”收藏家,目标在于扩大其销路。

但由于大正十二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关东为数众多的收藏家均遭遇不幸,开始没落,像惺堂那样以关东为基地的收藏家,丧失了接纳新来中国书画碑帖的经济能力。浏览一下国华俱乐部编的《遭灾美术品目录(罹災美術品目録)》(吉川忠志,1933),就知道遭灾的收藏家与他们的收藏品跨越多个层次,种类多样。

仙人掌生在《古董界的中心移往大阪或京都(骨董界の中心は大阪か京都へ移る)》 [29]一文中,引用了古董商平山堂老板伊藤平藏的话,预测由于这次震灾,古董界中心会移往关西地区,事实也果然如此。在“犬养木堂为中心的收藏集团”中,针对新近流入日本的中国书画碑帖,该集团在没有遭受震灾的关西地区收藏家中寻找买家,他们一并购入震灾后流入日本的完颜景贤和颜世清等中国收藏家优质的中国书画碑帖收藏 [30],此举使得关西的中国书画碑帖收藏成为世界之冠。

但为什么“犬养木堂为中心的收藏集团”会在关西形成一个中国书画碑帖的一大收藏呢 ? 那是因为作为事务局的博文堂在关东大地震中,不是以关东的收藏家,而是以关西的收藏家为对象,有组织地扩大其销路,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因素。还有一点就是如藤井善助在以下《有邻馆记》(私家版,1926)所示,其背景是众多收藏家对该收藏集团的收藏方针产生了共鸣:

……古来东方文物对世界文化贡献极深,吾国文化的开启自古以来,更深地受惠于中国,故在其文物中,尤其要尊重美术,发扬其光辉。但近来中国国事纷乱不已,堪称是东方文化之骄傲的宝器名品滔滔不绝地流出海外,令人不胜感叹。余弱冠之年,游历中国,因此,出于对其文物的亲近感而生发的爱好与研究之情感,随着年龄增长而愈发强烈,故欲防止具有悠久历史的名器和堪称典范的珍什被欧美人舶载而去,且也不忍坐视中国现状,因而不顾一己微薄之力,收集这些文物,不久就要积满一室……馆〔有邻馆〕中陈列有铜器、石器、玉器、佛像、玺印、书画、文房具、陶器、漆器等,也恳请其他收藏家出陈其收藏,以提供给公众观览,也提供给从事学术研究,或从事习作的诸君做参考。

就是说透过上文,可看出藤井等日本实业家,针对由当时中国国势混乱而引起以书画碑帖为首的文物流失欧美这一现状,自以为应该把这些文物留存在从中国文化中获益甚多且同是东方国家的日本,而且应该把收集到的文物不秘藏,公之于众,供做学术研究或提供给艺术家做参考(参见编注 3)。这点也贯穿于该收藏集团其他收藏家的心目中。现在,上野理一、阿部房次郎、黑川幸七等人的收藏品,被继承了他们遗志的京都国立博物馆、大阪市立美术馆、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收藏,并向一般民众开放。因此,可以说众多收藏家对该收藏集团的阻止中国文物流失欧美与收藏品公开这一收藏方针产生了共鸣,是关西中国书画碑帖一大收藏形成的关键原因。

结语

本文以惺堂为出发点,就从没被探究过的第 2 期收藏史,即从辛亥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探讨了这一时期中国书画碑帖如何流入日本,如何在日形成一大中国书画碑帖收藏等问题,阐明了第 2 期收藏活动是以“《书苑》为中心的收藏集团”与“犬养木堂为中心的收藏集团”为核心而展开,特别是随着前者的解体和关东大地震,以及担任后者事务局的博文堂向关西地区收藏家推销中国书画碑帖,使得关西地区形成了一大中国书画碑帖收藏这一过程。

由于大正十二年的关东大地震,关东地区众多收藏家遭灾,开始没落,像惺堂那样以关东为基地的收藏家再也没有余力接收中国书画碑帖,结果使博文堂转向没遭受震灾损失的关西收藏家寻求销路,并通过一并购买震灾后流入日本的完颜景贤和颜世清等中国收藏家拥有的优质中国书画碑帖,使得关西中国书画碑帖收藏一跃成为世界之冠。此外,关西收藏家们对阻止中国文物流往欧美,并把收集到的藏品对外公开这一收藏方针产生了共鸣,这点亦可以说是这一大收藏形成的另一大要因(参见编注 3)。

今后,笔者将像研究惺堂一样,对与两大收藏集团交往很深的山本二峰等收藏家,也加以探讨,以期更深入地考察当时的收藏集团实际状况,解开这一时期日本成为由中国流入的中国书画碑帖一大集散地之要因。

编注:

1.本文译自刊载于《日本中国学会会报》第 71 集(2019年 10 月 12 日出版)的论文,为照顾中文读者阅读习惯,征得原作者同意,对原文做了适当调整。译文中二战前出版的日语文献均改为目前日本通用的汉字。此外,文中的 表示引用文中的原注,〔〕表示原作者的更正或补充说明。

2.日本政府在 1929 年 3 月 28 日、1933 年 4 月 1日,分别颁布了《国宝保存法》(法律第 17 号)和“有关重要美术品等保存的法律”(法律第 43 号)。前者是为了指定国宝的法律,后者是为了认定重要美术品的法律,这两项法律取代旧有的“古社寺保存法”,重新以民间所藏品为对象。通过这两项法律的颁布,如李氏《潇湘卧游图》等,1900 年以后流入日本的很多作品被指定为“国宝”或“国家级重要文物”,从而使得这些中国画在日本的评价得以确立。

3.这只是当时一些日本人收藏家或出版商单方的想法和观点,值得商榷。近代中日艺术交流的背景和语境错综复杂,我们认为这些观点需要在综合中日双方原始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客观和公正的判断。

注释:

[1]有关波士顿美术馆收集活动,参照拙论《关于民国期完颜景贤的书画碑帖收藏(民国期における完顔景賢の書画碑帖の収蔵について)》,《中国近现代文化研究》第 11期,2010,第 44—83 页。关于关西中国书画收藏,参照正文中提及的《中国书画探访:关西的收藏家及名品(中国書画探訪:関西の収蔵家とその名品)》、《国际研讨会报告书:关西中国书画收藏的过去与未来(国際シンポジウム報告書:関西中国書画コレクションの過去と未来)》等书籍。

[2]关于惺堂,参照拙稿《菊池惺堂及其家系(菊池惺堂とその家系)》,《中国近现代文化研究》第 15 期,2014,第 28—50 页。

[3]笔者在菊池隆村氏家做调查时,偶然发现了 4 册惺堂日记。日记以线装本装订成册,从昭和二年(1927)11月 1日开始记到昭和七年 10 月 26 日为止,暂且命名为《菊池惺堂日记》,这些日记已翻刻,分别连载于《书法汉学研究》第 24 期、《中国近现代文化研究》第 20 期、《相模女子大学纪要》第 82 期、《相模国文》第 46 期(均于 2019 年刊行)。

[4]参照拙稿《颜世清的访日与中国书画东传:以颜氏寒木草堂书画展览会为焦点(顔世清の来日と中国書画の日本への将来:顔氏寒木堂書画展覧会を中心として)》,《中国近现代文化研究》第 18 期,2017,第73-95页(中译参照《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 1期)。

[5]关于《书苑》杂志,参照高桥利郎著《关于近代日本书法的看法:日本书法史形成的轨迹(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書への眼差し:日本書道史形成の軌跡)》,思文阁出版,2011,第 85—88 页。

[6]《書畫古董雜誌》第 88 期,1915,第 75 页。

[7]《書畫苑》第 1 卷第 1 期,1920,页数未记载。

[8]依据以下文献,《围绕<李龙眠>画卷六万元事件的真相 川崎氏转卖给滑川氏的<潇湘卧游图>遇到了大麻烦》(《読売新闻》大正九年 12 月 5 日朝刊第 5 面所收,ヨミダス历史馆,2015 年 3 月 9 日于国立国会图书馆阅览和印刷),井土灵山编《書道及畫道》第 5 卷第 11期至第 6 卷第 2 期(1920—1921)卷末刊载的〈艺苑笑府〉。蓬心生(北川博邦):《关于菊池惺堂(菊池惺堂のこと)》(《篆刻》第 20 辑,1988)上提及的“滑达事件”,就是指此事件。

[9]在《珍品齐全的书画展 23 日开始三天在美术学校举办》(《东京朝日新闻》大正十四年 5 月 21日朝刊第 7 面所收,闻藏ビジュアル,2017 年 8 月 19 日于国立国会图书馆阅览和印刷)这篇报道中,记述有如下内容:“据称时价达30 万日元的菊池氏的苏东坡《寒食帖》及《李龙眠潇湘卧游图卷》,是菊池氏在遭遇震灾的当时,好不容易抢救出来的文物”。

[10]《書道及畫道》第 5 卷第 12 期,1920,第 59—61页。

[11]参照《東京国立博物館紀要》第 37 期,2002,第 77—81页,第 108—112 页。

[12]关于钦堂,参照黑木矩雄《三代学者:黑木茂矩、安雄、典雄(三代の学者:黒木茂矩・安雄・典雄)》(《斯文》第 116 期,2008,第 20-32 页)。关于澹如,参照柴田光彦《关于滑川澹如(滑川澹如について)》,《書学書道史研究》第 6 期,1996,第 37—57 页;松村茂树《滑川澹如记事:吴昌硕和日本文人交流侧记(滑川澹如記事:呉昌碩と日本文人交流側記)》,《大妻女子大学纪要文系》第 28 期,1996,第 91—102 页。

[13]关于木堂,依据笔者于平成二十八年(2016)12 月 19 日举办的书论研究会关东分会 12 月例会(六英社〔东京都渋谷区〕)上的发言稿《犬养毅与中国书画的关系(犬養毅と中国書画との関わり)》内容。

[14]参照菅野智明《关于博文堂的中国法书影印出版(博文堂における中国法書の影印出版について)》,《中国近现代文化研究》第 16 期,2015,第 14-52 页。

[15]收入财团法人日中友好协会编《日中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记念 中国明清名画展:中国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秘藏(日中国交正常化 20 周年記念 中国明清明名画展:中国天津市芸術博物館秘蔵)》,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出版,1992,无页数记载。

[16]出自大桥廉堂《自昭和八年贺年邮件(自昭和八年年賀郵便)》(大桥家藏)。小岛的名字也出现在给内藤湖南的书信(关西大学图书馆所藏内藤文库)上。除小岛之外,廉堂还记录了浅田英太郎、近藤威左夫等职员的名字。参照拙稿《昭和初期菊池惺堂收藏活动的人际网络:以大桥廉堂先生入蜀画会为焦点(昭和初期における菊池惺堂の収蔵ネットワーク:大橋廉堂先生入蜀画会を中心として)》,《書学書道史研究》第 29 期,2019。

[17]据原田悟朗回忆,阿部房次郎和富冈铁斋也经常造访“松茂山庄”,而且该别墅也是木堂来大阪时的固定住处。参照前揭注 [15]。

[18]关于光畑,参照前揭注 [12]柴田氏和松村氏的论考,及前揭注 [16] 中的《自昭和八年贺年邮件》。

[19]关西大学所藏内藤文库 17:寄给湖南书信二五五九菊池长四郎。资料信息如下:〔信封〕竖 21.3 厘米,横 8.4厘米。消印「岐阜 / 六・六・六 / 前八‐一二」,纸本墨书。〔信封正面〕京都府相乐郡瓶原村 / 内藤湖南先生 /座下〔信封背面〕封 / 于岐阜市外长良村后藤别〔庄〕/菊池长四郎〔书信正文〕竖 18.3 厘米,横 68.4 厘米,纸本墨书。

[20]末页上记载“大正十二年 3月 30日”,从内藤的跋文来看,应为大正十三年之误。一般来讲,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所藏的博文堂影印本是在书籍刊行之后,才被图书馆收纳。该影印本于大正十三年 8 月 6 日被该图书馆收纳,亦是对上述年代的一个旁证。

[21]除此之外,还有雨山和比田井天来的题词。林文昭是中华第一楼老板,与木堂关系很密切,以收藏家知名。参照《木堂书信(木堂書簡)》(原田庄左卫门,1934)。

[22]出自《交询社百年史(交询社百年史)》(交询社,1983,第 64 页)。

[23]有关对画会的详细考察,参照前揭注 [16]拙稿。

[24]关西大学所藏内藤文库 17:给湖南书信二三八〇菊池长四郎。资料信息如下:〔信封〕竖 20.5 厘米,横 8.4厘米。消印「王子 / 六・三・一九 / 后〇‐四封正面〕京都府相良郡瓶原字口畑 / 内藤虎次郎先生 /坐右〔信封背面〕封 / 三月十九日 于东京市外泷野川田端五百番 / 菊池长四郎〔书信正文〕竖 19.8 厘米,横104.4 厘米,纸本墨书。

[25]参照佚名《兰亭修禊纪念会活动(蘭亭修禊記念行事)》,《書苑》第 2 卷第 8 期,1913,第 1-6 页。

[26]参照《澹如主办的雅会(澹如主催の雅会)》(收入鹫尾义直编《犬养木堂书信集(犬養木堂の書簡集)》,人文阁,1940,第 285 页)。

[27]参照前揭注 [2]。

[28]《李公麟潇湘卧游图》尾页上,记载有出版社“博文堂合资会社”“分店 东京市神田区一桥通町十七番地”“总店 大阪市西区靭上通二丁目十六番地”等,故可判明至少大正十二年(原文大正十三年乃大正十二年之误—译者注)关东大地震发生之前,博文堂就已经开设了总店和分店。

[29]参照《艺苑大震灾记(芸苑大震災記)(一)》(《書畫古董雜誌》第 184 期,1923,第 18 页)。

[30]完颜景贤参照前揭注 [1]拙稿,颜世清参照前揭注 [4]拙稿。

文 | ( 日 ) 下田章平

译 | 范丽雅

来源 | 《美术大观》2021年第5期

END

添加书艺公社小艺微信,


标签:风电项目

发表评论

登录后才能评论